一個邁向手銬與腳鐐的社會運動發想

★ 淫妲三代原載於臺灣立報五月十八

「我們除了手銬與腳鐐,沒有東西可供失去。」我們可以相當習慣理解,將這句悲壯的宣示看作號召「無產階級」革命的口號,手銬與腳鐐作為人們亟欲掙脫的,而我們的所有已經「只有」手銬與腳鐐的時候,革命當然就勢在必行,因為我們的生活全部、我們的處境全部,就是我們整個的必須掙脫的東西了。

手銬與腳鐐,初讀這句話的時候我頂多能夠從少年版悲慘世界的圖書插圖之類閱讀經驗去提取那個苦痛的意象,像鐵墓裡的苦難同胞都只能吃樹皮之類的事情:雖然不難領略,但也相當的沒有真實感;手銬與腳鐐不是我與我週遭同代人的經驗、樹皮也不是,所以如果把格言改成「我們除了手銬與腳鐐,沒有別的東西值得欲求。」的話會怎麼樣呢?後來我惡戲的這樣想,關於手銬與腳鐐的不可得如何是一種剝奪,尤其是當我構思SM作為一個能夠成為社會運動主題的可能性,而幾番被質問:「SM為什麼是一個『問題』?」使我感到一言難盡而難以回答的時候──我是說,同性戀是一個值得問的「問題」(不然同性戀為什麼還不能結婚呢?),與性交易是一個值得問的「問題」(身體剝削與工作權,好像也都還在人們可以想像的討論範疇裡),在我們的當下社會脈絡裡都還是基本上可以理解的事,尤其當兩者都顯然地牽涉公民權益的搶奪,但有些人喜歡做愛時感到痛、或者有些人喜歡在做愛時讓人痛,「問題」究竟出現在哪裡呢?到我在網路SM討論區裡讀到一位M向的年輕女孩感嘆地說:「如果能夠光明正大的栓起我的狗鏈讓主人牽上街散步,那該有多好啊。」──那個手銬與腳鐐的意象與問問題的關鍵所在,便忽地鮮明了起來。

二零零一年以薩德侯爵為主題的電影『鵝毛筆』在台灣上映、以及同年台北大學「虐犬」箱屍案事件的發生,引發了SM話題開始浮現在台灣社會公開的媒體空間當中的契機,除了大量關於精神醫學觀點「虐待被虐症」的釋疑宣導(安全兩願的性關係關涉你我的心理健康)、婦女兒童保護觀點的驚恐於暴力意象或扭曲人格的大聲疾呼(「性變態」論述危及婦女兒童的人格尊嚴)之外,首次在主流媒體的版面出現了關於「健康陽光SM」正面的討論文章,於是一些「SM其實是……,而不是……。」的句型在公開場合出現,開始類同於同性戀也曾經「其實是而不是」──其實正常健康,而不變態或敗德──的論述軌跡,SM的確可能是個「問題」,雖然這個問號所拋擲的方向乍聽實在相當奇怪、甚至有點胡鬧:如果我說鞭打與受痛是我的權利,而這個權利此刻便是我的戰鬥目標請你們承認我,那簡直就會像一個好端端的人跑到法院陳情,說我想被關呀把我關起來吧,這種畫面居然出現在鬧劇電影以外的地方,進而成為一個值得被認真對待的題目一樣地奇怪。

曾在數月前撰寫一篇意圖為箱屍案正名翻案、在網路上流傳一時的文章「他叫虐犬,他是我乾弟」的作者黃鐵軍,今年以自己的生涯及情慾歷程為主題,與導演鍾得凡、臨界點劇象錄劇團合作的實驗舞台劇<在夢裡醒著˙在痛裡快樂>一劇,於是也便緊緊扣在台灣此般論述演化生成的脈絡之中,我們看見明確的快感樣態、看見大聲疾乎時而喃喃表白的情慾主體,痛與爽、痛就是爽的詭譎強辯具象成為一個被放置在舞台上的事實──至少是「可讀取的故事」呈現在我們眼前,不玩SM的「局外人」於是可以觀看而不需要問:「他為什麼會這樣?」,就像我們於今已經可以不用再問同性戀為什麼喜歡同性而不喜歡異性這種問題、就像我們看恐怖片我們坐雲霄飛車,我們從是類害怕與震顫當中得曲快感時從不覺得自己需要解釋,「為什麼你會這樣?」你會說,因為我就是這樣,因為被嚇完之後,我會覺得很爽啊。

「要平等、要自由、要正義!!」鐵軍哥哥在舞台角落淒厲地吶喊,伴隨一個人自慰的動作與高潮的表情癱軟在地的時候,我一面含淚一面忍俊不住地笑了,那個戲劇效果就是很戲劇,就像電視裡的張小燕哭我們也一定要跟著哭,可是淒厲與悲壯怎麼作為催情愫、怎麼作為性幻想素材此等猥褻物呢?社會運動當然是可能的、惡戲的擬仿也是可能的,我們正襟危坐那麼焦慮地亟亟尋索SM快感的嚴肅與悲壯,就常常忘記最終快感的成就才應該是我們的最高目標,「手銬與腳鐐」這是我們唯一缺乏的,因為遊戲需要、快感需要,我想起曾經男同學一本正經的一句「你們女生一點都不了解A片的悲壯性!」惹得我們哄堂大笑,悲壯的色情、悲壯的猥褻,這才是我們演練我們索求,我們意圖達到而不得的吧。

「除了手銬與腳鐐,我們已經沒有東西值得欲求。」我們還可以再悲壯一點,或者找一句更淒厲的宣言公然地猥褻,愛慾的解放,要步伐堅定邁向一個社運猥褻的年代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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