虐戀亞文化 序

◎李銀河著（今日中國出版社）

李銀河。1952年生於北京。美國匹茲堡大學社會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主要著、譯作有中國人的性愛與婚姻、生育與中國村落文化、中國婚姻家庭及其變遷、性社會學、現代社會學入門、現代社會研究方法

序

「虐戀」這個詞英文為sadomasochism，有時又簡寫為SM、S-M、S/M或S&M，這一概念最早是由艾賓（Richard von Krafft – Ebing ,1840-1930）所創造的，是他首次將施虐傾向（sadism）與受虐傾向（masochism）這兩個概念引進學術界，使之成為被廣泛接受和使用的概念。受虐傾向一詞是他用奧地利馬索克的名字演化而成的，但施虐傾向一詞並不是由他首創，而是最早於1836年出現於法國的字典，到19世紀80年代才傳播到德國的。我採用的「虐戀」這一譯法是國老一輩社會學家潘光旦先生提出的。這個譯法令人擊節讚賞，因為它不僅簡潔，而且表達出一層特殊含義：這種傾向與人類戀愛行為有關，而不僅僅是施虐和受虐活動。

虐戀似乎離中國相當遙遠，至少在表面上看是這樣：中國既沒有虐戀者的俱樂部，也沒有很多虐戀者去心理醫生那裡求治。西方有人把這種現象看成是中國的一個特色，他們說：「在中國的色情藝術品中，攻擊性或虐戀的形象極其罕見。」（Faust，78）然而我信，中國的文化雖然有其獨特性，但中國人與世界上其他人的共同點多於不同點。這是基於我在中國與國外其他地方多年生活的經驗之談。我在多年的調查研究生涯中，也確實遇到過虐戀的個案：在關於女性的性與愛的調查中有虐戀個案，在關於男同性戀的調查中也有虐戀個案，還有從雜誌轉來的向其求助的虐戀個案。雖然數量微不足道，但至少證明，虐戀絕不是其他文化中特有現象。

人們從事研究總要為自己找「合法性」。我曾在另一研究中引福柯之言，證明好奇心可以成為研究的理由。但這還不夠。虐戀現象不僅是神秘、有趣的社會現象，而且在當今世界有著越來越重要的意義，可以預言，它在人類生活中所占的分量還會繼續加重。這不僅是因為有更多的人參與虐戀活動，如福柯所言，『這種現象是一種比過去更為普遍的實踐。』（Foucault，1988，298）也不僅因為虐戀的形象在大眾傳媒中出現得越來越頻繁，而且因為虐戀作為一種特殊的人類性侵向，對於理解人類的性本質與性活動，對於理解和建立親密而強烈的人際關係，對於理解社會結構中的權力關係，對於理解一般人性及人的肉體和精神狀況，都頗具啟發性。

在我看來，性高潮中最具革命意義的有兩個分離，其一是性快感與生殖行為的分離，這一點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大多數人的實踐，就連最看重生育價值的中國人也參加進這一實踐之中，雖然有許多人是由於計劃生育政策而不得不改變他們對性的觀念的──除非他在生那一兩個孩子之外完全禁欲；其二是性快感及其他身體快感與生殖器官的分離，當今世界一種最先鋒的性思潮是讓性活動走出生殖器官的範圍，將其擴展到身體的其他部分。

社會批判學派在論述這種思潮的意義，女權主義也在討論這種思潮對於女性的特殊價值。而虐戀的意義之一就在於它使快感與生殖器官相分離，在虐戀活動中，有時甚至可以完全脫離生殖器官，如福柯所說：『它的另一個觀念是把身體的所有部分都變成性的工具。』（Foucault，1988，299）福柯以虐戀活動為證據提出了「快感的非性化」的觀念，這就使虐戀不再僅僅是少數人追求快感的活動，而具有了開發人的身心領域、創造新的快感形式的意義。

虐戀還有一個重大的哲學意義：對人性中非理性方面的揭示。自文藝復興以來，理性一直是人類最為看重的一個價值。它似乎代表了啟蒙和進步，與中世紀的蒙昧相對立。人們不僅認為理性優於非理性，而且認為應當用理性來解釋一切。而實際上，有許多事是不能用理性來解釋的。比如說藝術和人對美的感覺就很難用理性來解釋。虐戀就有點像藝術，它是生活的藝術，是性的藝術。福柯關於虐戀的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名言是：『為這一實踐賦予的概念不像愛的概念那麼久遠；它是一種廣泛的文化現象，精確地說，出現於18世紀末。它造成了西方想像力的一次最偉大的轉變：向心靈的譫妄狀態的非理性轉變。』（Foucault，1965，McClintock, in Gibson et al, 207）我想，福柯之所以會為非理性賦予正面價值，可能是認為啟蒙運動以來對理性的強調過頭了、矯枉過正了，這也正是當今西方許多新思潮（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等）的看法。有些激進的女權主義者甚至將理性與男權社會聯繫在一起加以批判，為非理性「正名」。按照這種邏輯，虐戀活動也具有為非理性賦予正面價值的意義。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虐戀活動的娛樂價值：它是一種成年人的遊戲，是一種平常人的戲劇活動。它可以將尋常的生活變為戲劇。它為黯淡的生活曾加色彩，為乏味的生活增加趣味，使平淡變為強烈，使疏遠變為親密。它又是一種優雅的休閒活動，這也是越來越多有錢有閒的人們參與其中的原因。說到有錢有閒，大多數中國人會略感不快，因為他們大多無錢無閒，我相信這也是虐戀活動在西方發達國家極為活躍而在中國卻較為少見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對大多數中國人會變得越來越有錢有閒持樂觀態度，因此不避「超前消費」之嫌，將虐戀世界的祕密樂趣昭示一二，就算讓有錢有閒和即將有錢有閒的中國人看點「西洋景兒」罷。

我不否認這本書的娛樂價值，對於一個學者來說，承認這一點相當痛苦。但是我既然已經把《Ｏ的故事》譯了出來附在書後，也就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但是我希望讀者不僅把它當作一部小說來看，也要認識到它在虐戀文學中首屈一指的代表地位，否則我的辛勞就會價值減半。

福柯曾表達過這樣一種思想：一個在性方面完全沒有禁忌的社會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他希望至少要保證人們選擇性活動方式的自由權利，以及改變規範的自由權力。我對中國文化在性方面總的看法非常不樂觀，福柯曾批評過我們對手淫的看法停留在18世紀歐洲的水平上，而在我看來，我們對同性戀的看法和作法還停留在西方本世紀60年代以前的水平上，而對於色情材料和賣淫的看法或做法也遠遠沒有達到現代社會的水平。因為西方學術界對於性問題的認識，西方的性實踐，在大多數中國人看來完全像是外星球那樣遙遠。這其中文化的因素當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我在此斗膽提出一個假設：假設中國文化的包袱對於我們不再是那麼沉重；假設中國人除了吃飽穿暖、傳宗接代以外也有了一點對性快樂的要求；假設中國人也願意有選擇性活動方式的自由；假設中國人也喜歡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有趣、快樂一些⋯⋯

李銀河
1997年12月22日